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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志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与翻译史研究

王宏志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与翻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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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志(章静绘)

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的历史发展均有深远影响。在过往研究中,翻译在使团活动里所扮演的角色不为人关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的新作《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运用大量档案和文献材料,厘清译员背景以及国书、敕谕等各类文书的翻译和改写问题,力图还原中英首次对话的内容和翻译过程。围绕如何解读英国使团访华事件、翻译在近代中外交往活动中的作用,以及翻译史的研究方法,《上海书评》专访了王宏志教授。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王宏志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532页,42.00美元

您的早期著作都与文学有关,如《鲁迅与左联》《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新月·文学史》《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您是如何从文学研究转入翻译研究的?

王宏志:我大学本科读的是翻译与中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属于现代中国文学范畴,硕士论文题目是“新月诗派研究”,博士论文则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过,我从小对历史就有很深厚的爱好,在读完大学第一年后曾想过转读历史,还跟一位中文系的老师谈过,但他大力劝阻,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就业的问题。他说,读完历史,唯一的工作就是当中学老师。这在当时算不上理想的职业。然而,对历史的兴趣一直非常浓厚,即使在后来在研究生阶段,也感觉自己的研究能力是在历史方面。例如在写新月诗派的时候,较满意的部分是有关诗派的历史发展、社会背景和人际脉络方面,对于诗歌的分析,往往没有很大的把握,时常担心会流于个人主观的评论。博论方面,整篇论文都是探讨左联的历史发展和地位,重点分析19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内外的人际关系、矛盾和论战,以至左联在整个193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活动的角色,比较关注的是共产党不同路线对左联的领导和影响,左联五烈士事件,鲁迅与“四条汉子”、徐懋庸、胡风等的关系;但对于左联成员的文学创作,几乎只字不提。因此,我的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界的历史研究。

《鲁迅与左联》,王宏志着,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367页,32.00元

历史方面的兴趣,其实也是受到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影响。我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长大,学校的历史课程受政治的影响,例如读中国历史只读到1927年国共分裂便终止,也从来没有香港历史的部分,课程重点放在欧洲史。高中阶段——香港当时叫预科,也就是中学阶段最后的两年,预备投考大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西曼(L. C. B. Seaman)的《从维也纳到凡尔赛》(From Vienna to Versailles),它不对历史事件作所谓客观的陈述或呈现,而是有力地分析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观点,让人折服。当时还很喜欢读泰勒(A. J. P. Taylor)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欧洲史以外,当然也非常关注近代中国历史,尤其对鸦片战争,更有一种切身相关的感觉。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南京条约》,没有《南京条约》,就没有我所出生长大的香港。

但无论如何,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确没有直接涉及政治史,最初的几部著作,都属于现代中国文学范围。翻译研究方面也是欠奉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有关翻译的讨论都是原著中心的,大多只是反复追问译文有没有表达原文的意思,读来是否通顺流畅。这是一种翻译批评式的讨论,虽然对于提升翻译能力不无帮助,但我个人始终认为这算不上严格的学术研究。个人重大的改变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阅读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当时可以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文化学派关注译入语的文化和历史的影响,重视历史背景,不单能够更好解释各种各样的翻译史现象,更能呈现翻译对人类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真正价值和力量。这就是翻译研究真正的意义。

能回顾一下您个人的翻译研究吗?为什么会关注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问题?

王宏志:在走上翻译研究的道路后,最初阶段的论题很自然集中在文学翻译方面。我的第一本翻译研究论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里好几篇文章都是围绕鲁迅、瞿秋白、梁实秋等二十世纪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展开讨论,而且也很快走向晚清,研究梁启超和林纾的文学翻译,当然更绕不开严复了。

《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新版,王宏志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314页,28.00元

但是,文学翻译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其实出现得最晚。在梁启超提出“译印外国小说”前,严复已翻译出版了《天演论》,产生极大的影响,更不要说自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其间绝大部分的翻译活动几乎完全跟文学扯不上关系。此外,即使是梁启超等人倡议的文学翻译,在动机上与洋务运动和《天演论》的翻译活动也有共通的地方,就是通过翻译引入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所以自1860年代以来,甚至包括民国时期的种种翻译活动,政治性非常强烈,跟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发展上扮演了非比寻常的角色,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元素。我在2011年出版的《翻译与文学之间》,虽然还是以讨论文学翻译为主,但也收入非文学翻译方面的文章,涉及广州体制的通事、同文馆、晚清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如林则徐和恭亲王。

《翻译与文学之间》,王宏志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374页,39.80元

自明末开始,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因素是欧洲人的到来。在中西方不同层面和领域的交往中,要有效沟通和交流,翻译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除上面提到以富国自强为目标的西籍翻译活动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外交往过程中的翻译活动。不过,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译几乎完全没有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就好像所有的中外交往过程都不需要借助翻译,又或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翻译似的,更不要说认真处理当时因为翻译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这既与历史事实不符,隐没了翻译在历史中曾经发挥过的重大作用,更妨碍,甚至损害我们正确深入地了解历史。说得严重一点:不正视翻译在近代中外交往史上的功能和影响,根本不可能准确地理解近代中外交往史和整个中国近代史。

大约从2003年开始,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考察翻译在近代中英外交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篇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是《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英国第一次遣使来华,马戛尔尼使团到访毫无疑问是中英关系史上一桩影响深远的事件。当时阅读了很多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后,很感可惜甚至不解的是,竟从来没有人关注当中的翻译问题。中英两国第一次外交接触,怎可能没有语言和沟通上的障碍?不理解当时清廷和使团沟通时出现的翻译问题,真的能理解整个历史事件吗?这就是整个研究的出发点。写那篇文章时掌握的史料很不齐全,因此论点也出现问题,《龙与狮的对话》做了不少修正。

我整个研究的范围是近代中英外交的翻译问题,其实不限于马戛尔尼,另一重点关注的是前面谈及的、跟个人有情感联系的鸦片战争,迄今已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也尝试在写一部专著。但要研究中英外交,一定不能忽略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作为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高层往来,它的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也衍生出了后来很多的历史问题。有关翻译与中国近代史,我计划最少写一个三部曲,马戛尔尼使团是第一部,鸦片战争是第二部,还有一部讲译者的问题,也已经写了五十万字以上,书名暂定为“天朝的译者”。

您的研究,包括新著《龙与狮的对话》都以史料为中心。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相关原始史料浩如烟海,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您能对目前的史料存有情况作一梳理吗?

王宏志: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成果很多。中英文专著、博士论文加起来有十余种,单篇论文就更多了。《龙与狮的对话》集中讨论使团访华所出现的翻译问题,这是没有专著或博士论文做过的。单篇论文倒是有的,但个人认为整体而言很不理想。

马戛尔尼

我想,《龙与狮的对话》第一个特点是以大量原始史料去讨论使团的翻译问题。必须强调,与使团相关的原始史料真的很多。英文方面,人们利用得最多是使团成员的回忆录,其中不少都能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上找到。但回忆录往往受限于个人的观察,且渗入主观的意见,不一定全面或准确。相对而言,东印度公司的相关档案较为客观,包含当时公司内部的文书往来、指令和汇报等,都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总称为“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 IOR) 的档案,其中三卷IOR/G/12/91、IOR/G/12/92、IOR/G/12/93(分成两册)与马戛尔尼使团直接相关,大部分是信件,分别涵盖1787至1782年、1792至1795年、1793至1810年,共有约两千两百页,另外IOR/G/12/20、IOR/G/12/105、IOR/G/12/110、IOR/G/12/126、IOR/G/12/265等也收有与使团相关的原始资料。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外,康奈尔大学的“查尔斯·沃森典藏”(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也藏有大量与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的原始资料。2018年,盖尔(Gale)公司将典藏中的马戛尔尼档案数码化,推出名为“The Earl George Macartney Collection - Archives Unbound Gale”的电子资料库,共收七十七个文件,有资料页面两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帧,内容极为丰富。还有杜克大学的“小斯当东文书”(George Thomas Staunton Papers, 1743-1885 and Undated),收藏了斯当东父子大量书信和手稿,如今也被数码化了。当然,要细读这些资料很不容易,除数量巨大以外,绝大部分档案都是两百多年前的手稿,读起来很费神。

对于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问题,这些英文资料非常重要,它们让我们可以完整、清晰地知道与使团相关的事情,例如寻找译员、与中国官员沟通的情况,都有详细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读到一些文书的原稿,例如马戛尔尼最终拟写的礼品清单、他写给和珅的信札的英文本等,这为我们提供了文本分析的可能,既可知悉英国人要传达的信息,又可用以对比译文,确定究竟译文有没有准确传达英国人的原意,又或是失掉了什么信息。《龙与狮的对话》就是在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的前提下去探讨使团的翻译问题的。

还有一批与使团译员李自标相关的珍贵档案,收藏于罗马梵蒂冈传信部档案馆(Archivium Propaganda Fide)和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的档案室。必须承认,我只能利用其中部分资料,一来是受到自己语言能力的限制,这些文献以意大利或拉丁文写成;二来是去意大利搜集资料的时间太短,太匆忙,未能把全部资料带回来。对于这部分档案,牛津大学的沈艾娣教授掌握得更丰富。

中文方面,最齐备的当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年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根据该书的编例,汇编收集的档案包括“内阁全宗的起居注、外交项目、移会、实录、圣训;军机处全宗的上谕档、录副奏折、随手档;宫中全宗的朱批奏折、廷寄、谕旨汇奏、高宗纯皇帝御制诗文;内务府全宗的奏案、月折档、活计档、内务府来文;外务部全宗的《觐事备查》等档册”,“共收录档案文献七百八十三件”。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徐艺圃的说法,这包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清朝政府接待英国使团的全部档案文件”,“以及在中国目前可能搜集到的全部文献资料”。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有用和重要的中文资料集。可以说,在《汇编》出版前,对使团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1993年在承德召开了一次纪念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二百周年的学术会议,尽管集合了当时中外顶尖的清史专家和学者,但由于缺乏清宫档案,相关讨论受到很大限制。大体而言,《汇编》基本解决了中文方面的资料问题。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8月出版,644页,520.00元

在撰写《龙与狮的对话》的过程中,我花了很多时间细读《汇编》,我衷心感谢参与该书出版的人员,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莫大便利。但《汇编》是否把所有相关中文资料都搜集齐全了呢?当然,要求完整无缺地集齐两百多年前全部档案是不现实的。只是让人不解的是,一些原来曾出现在1928至1929年北平中国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辑出版的《掌故丛编》中的“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文件,却不见于《汇编》内。此外,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乾隆颁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第三道敕谕,本就收在《高宗纯皇帝实录》,以至《东华录》内,但《汇编》也不见收录。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汇编》中没有收录使团方面送过来的中文文书。我相信,这责任不在该书的编者,而是这些文书在乾隆时期已被毁掉,没有保存下来,因此也不见于清宫档案中。但这些文书却是使团最重要的材料,是英国人直接传送与朝廷的信息。可以说,我十分幸运,在书稿快完成的时候,竟然找到了十余份由使团送呈朝廷的中文文书,它们从来没有被学者引用过,包括使团自己翻译的国书(先前已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中被找到,我曾专门撰文讨论)、使团礼品清单中译本原稿,还有马戛尔尼写给和珅的好几封信札,其中一封信与和珅讨论了觐见乾隆的仪式,以及使团离开北京,马戛尔尼收到乾隆两份敕谕后所作的回应。要研究使团的翻译问题,这些珍贵的文书提供了文本分析的基础。我特别要感谢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档案馆的爱德华·威奇(Edward Weech)博士,向我提供他们珍藏的、由使团童子小斯当东在1830年3月6日捐赠的“小斯当东中文书信及文件”(George Thomas Staunton Chinese Letters and Documents)。 

翻译究竟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于我们理解该事件有何意义,您能举一些《龙与狮的对话》中的例子吗?

王宏志:一个近乎常识的理解是:英国人派遣使团到中国,一定会有语言障碍,使团要跟清廷有效沟通,必得倚赖翻译,也就是说,翻译是使团来华活动的一个重要元素。当然,必须承认,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悉所有与使团相关的翻译问题,因为口译的部分没有记录下来,无法分析、重构当时沟通的情况。但口语以外的翻译便不同了,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找到同一份文件的原文和译本,我们可以通过文本对比来确立信息传递的情况,从而确认使团和清廷能否展开有效沟通,或者发现误会是在哪里产生的,从而更好地解释双方对某些事件的取态和反应。

清高宗纯皇帝朝服像

举一个与使团礼品相关的例子。本来,乾隆对使团带来的礼品——他心中的贡品颇有期望,多番吩咐接待官员要加以配合,方便运送,除了因为他认为这是英国人“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外,更主要的理由是,他收到信息,使团带来的“贡品甚多”,甚至有“贵重贡物”和“贡物极大极好”的说法。这些信息来自东印度公司主席百灵写给两广总督,告知使团来访的信函的中译本,但问题是,信是由广州的通事翻译的,原信并没有说使团的礼物极大极好。这便是翻译引起的误会,使乾隆在读到这封信后对贡品产生期待。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使团自己准备的礼品清单中译本。乾隆读到这份清单后,立刻在当天颁下上谕,批评表内“所载对象,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等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更指示接待官员在闲谈中告诉马戛尔尼,“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好让使臣“不致居奇自炫”。必须强调,乾隆的这些批评和谕旨,是在他刚读过使团送来的礼品清单之后,还没见到礼品实物之前发出的。很明显,乾隆的反应针对的是清单中译本,这是他唯一直接接收的信息源。但英国人的原意是什么?是礼品清单原文对英国国力的炫耀引起乾隆的不快吗?还是译文表述力有不逮,或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冒犯了乾隆?又或是使团对清廷收藏的西洋器物了解不够,选购礼品本身出了问题?不细究翻译,我们无法解答这些问题。

小斯当东所藏使团译员翻译的使团礼品清单(部分),抄写人身份不明。现藏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

《龙与狮的对话》对使团几份重要的文书有较深入的分析,比如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的国书、乾隆颁送使团的三道敕谕,以及马戛尔尼在华期间写给和珅的几封信札。这些文书包含极其重要的信息,涉及两国的位置和关系、使团的性质和目的、双方的应对策略等基本问题。中英双方就是通过这些文本来传达信息,展现自己的立场,同时接收对方的信息,作出适当的响应,可见这些文本对使团的成败构成决定性影响。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从前读过军机处的一份上谕:“副使前来,并呈出字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珅等面加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说的是副使斯当东与和珅见面,呈送一短札,其中马戛尔尼向和珅提出了觐见乾隆的仪式问题,据马戛尔尼等人的回忆录,他们要求让一名职阶与马戛尔尼相若的中国官员,向英国国王的画像奉行自己在北京觐见中国大皇帝时所用的仪式。这明显是他们拒绝行跪拜礼的一种方法。毫无疑问,这一短札触怒了乾隆,他随后接连下谕,指示对使团接待从简,供应减半,“督抚祇须派令道将护送,不必亲自接见”,甚至“不必起立,止须预备杌櫈,令其旁坐”。我们多少有些奇怪,为什么清廷的反应这么强烈?只有在最终见到这份短札后,让清廷难以接受的原因才浮现了出来。原来短札里有这样一句话:“若是使臣所行的事情不明证使臣本国不是中国属国,免不了得大不是。”这里触碰到最敏感的问题:中国与英国的关系。但英文原札果真是这样说的吗?并没有。原信的说法是:“假如大使在这场合的行为,被视为不符合其代表的国王在世界其他独立君主中所享有伟大而尊贵的地位,使臣肯定将受重罚。”虽然也强调英国独立,但马戛尔尼明显刻意回避中国,只说英王在世界上其他独立君主中的地位,这跟什么“不是中国属国”截然不同。

小斯当东所藏马戛尔尼致和珅信(部分),1793年8月28日,罗广祥的中国助手与李自标合译,抄写人身份不明。现藏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

诸如此类问题,足见翻译的重要性。《龙与狮的对话》从译者、翻译的背景和场景、文本、接受者等不同元素,详细分析与使团翻译相关的案例,希望能为澄清这段历史作出贡献。尤其是这本书用上了使团自己准备和带来的中文文本,它们是研究使团的必备史料,只是长期埋没在了档案库中。

牛津大学沈艾娣教授在去年出版的著作(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为马戛尔尼使团的两位译员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作传。您认为身为十八世纪中英两国中间人的译者处境危险吗?

沈艾娣著《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间两位翻译家的非凡人生》

王宏志:沈艾娣教授是位很出色的历史学者,十分难得她也关注译者的问题,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中英早期关系史中的两位译员。几年前,我在读了她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礼品的研究后,写信向她请教,自此开始了彼此频繁的书信往来,我们时常交换资料,讨论问题。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缘悭一面,不过正如她在一封信里所说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细读对方的著作,感觉对方已是熟悉的老友。

她这本书的主标题叫“翻译的危险”,内容主线可概括为在清代的历史环境中,担任中英之间的翻译有一定的风险。这是很准确的观察,我过去也一直在探索类似的命题,除马戛尔尼使团外,还写过一些有关通事的文章,涉及阿美士德使团、马礼逊、广东体制和鸦片战争中的译员,我的关注点之一就是译员面对的各种挑战。前面说过,我有一本计划中的书稿《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这本书将会讨论在天朝思想下活动的中英译员的困境和他们的应对之法。所以对于沈教授大作的中心思想,我是完全认同的。

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察。无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充任译员会有一定的风险。事实上,无论李自标还是小斯当东都承受过很大的压力。不过,严格说来,这压力并非来自他们的译员身份。李自标为马戛尔尼使团做译员的时候,除据说受到原广东总督福安康一些不太客气的对待外,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他和不少官员建立了友谊,连和珅也喜欢他,送给他礼物。译员时期的李自标并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只是在他离开使团后在山西传教期间,传教士的身份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一度甚至要躲起来避难(这方面沈教授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至于小斯当东,他在马戛尔尼使团中担任的是大使侍童,只因他略懂汉语,在华期间便帮忙做一些口译,协助抄写礼品清单和信札,甚至还跟乾隆谈过话。但一来他不是正式译员,二来他工作也顺利,收获了很多赞赏,所以也谈不上有风险。1800年小斯当东再度来华,最初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初级书记(junior writer),不是正式的译员,但因为他懂中文,就被公司派去处理一些重要的翻译工作,比如他参与了“天佑号(Providence)事件”的处置。从他自己写给父母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的翻译工作同时得到中国官员和公司领导层的肯定。不可否认,在1805年的“菲顿号(Phaeton)事件”和1807年的“海神号事件”(The Neptune Affair)中,牵涉其中、负责翻译的小斯当东承受了中国官员的压力和指责,但他终究没有碰到什么具体的危险。1808年2月,小斯当东正式被东印度公司委任为译员,不过他很快就回国了,到1810年才再去了广州。

小斯当东回到母亲身边,身后为一中国随从。约翰·霍普纳(John Hoppner)绘

小斯当东真正受到广州官员和朝廷的威胁,是在1814年的“李耀事件”期间。他以第二监督身份跟广东官员谈判,其间曾下令要求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人停止买卖交易,这引起很大震荡,他甚至威胁要向北京投诉广东当局,最终争取到了当地官员的让步。但小斯当东也因此换来了对方的严重敌视,被人上告朝廷。军机处下旨查探他的活动,指出他当年入贡,“年幼狡黠”,且在南下途中将山川形势绘成画册,意思是他充当间谍,又指他重回中国后,广州的英国人“大率听其教诱”。不过,马士(H. B. Morse)在他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就指出过,小斯当东以谈判人的身份对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在华贸易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不是译员。后来小斯当东在出任阿美士德使团副使期间,因为人们知道他懂中文,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使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最后,他被命令离开中国,永远不准再来。然而,这里的危险均非肇始于译员身份,因为他根本不是译员,倒跟他懂中文,在广州成为焦点有关,加上他曾参加马戛尔尼使团,朝廷认为他亲眼见过马戛尔尼向乾隆跪拜,但向他查问时,他竟以当时年纪很小为由,推称忘记了,惹得嘉庆大骂“可恶”。

总之,我认为小斯当东后来的遭遇并不能简单归为“翻译的危险”。在这一时期中英交往的历史中,有很多别的例子更能说明译员的危险。除了那些为数不少知名或不知名的广州通事外,英国人方面如洪任辉(James Flint)和马礼逊,还有葡萄牙籍的柔瑞国神父(Padre Roderigo),他们都是译员,承受过更多与翻译直接相关的风险。即便是那些一直为朝廷服务的天主教士,偶尔担负外交翻译的任务,也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毫无疑问,沈教授对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是我见过搜集和运用意大利材料最多的学者,让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了李自标作为一名早年赴意大利学习,回国后投身宗教工作的传教士的一生。此外,对于小斯当东,特别是他早年的教育和家庭情况,以及他回到英国后的阶段,沈教授也做了精辟的论述,可以说她的书是至今为止对小斯当东最详实深入的研究。

对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经过,您和沈艾娣教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王宏志:尽管沈教授的书贡献很大,但也并非完美无瑕,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部分,我认为有几处地方是有问题的,比如该书说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是由严宽仁所译。严宽仁不是使团成员,他只是在那不勒斯中华书院完成修读后,借使团到中国之机,乘便船回国。他中文水平较高,在来华途中帮忙做了一些翻译和抄写工作,但他绝对没有参与英王致乾隆国书的翻译,国书是在使团出发前,在伦敦由使团成员柯宗孝和李自标翻译完成,并请意大利汉学家孟督及抄写妥当的。今天除了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国书中译本的抄写件外,我们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也能找到孟督及自己抄写保留的一份国书中译手稿(这几份抄写件我都以插图形式放在《龙与狮的对话》内),因此可以肯定国书的翻译工作是早已完成的。严宽仁在使团在朴茨茅斯出发的一刻才加入,不可能参与翻译。

使团画师额勒桑德所绘严宽仁画像。现藏大英图书馆。


孟督及手抄使团翻译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部分)。现藏梵蒂冈宗座图书馆。

此外,沈教授说,使团到达舟山时,当地官员找来协助翻译的中国商人名字叫郭极观,这也是可以商榷的。这名中国商人是在舟山还允许与外国通商时,通过与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往来而学会英文的。据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他“还记得几句英文”,甚至记得从前东印度公司派来做买卖的大班的名字,使团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可见这名商人似乎颇能与英国人有效沟通。可郭极观并不是这样。据清宫档案,朝廷因为害怕使团跟“奸民”勾结,扣查了一些可疑的人。郭极观因为父亲早年曾与英国人做过生意,就被扣查,但他在供词里说“我父亲前在广东做买卖时,我年纪尚小,不知详细,到乾隆十九年英吉利夷人来到宁波,我年止十二岁,并未出门,也从不曾见过英吉利夷人,无从认识”。又说:“幼时曾听见我父亲学说话,我也跟着学了几句,不过如吃烟吃茶等话,此外言语我并不能通晓。”郭极观不可能是提供信息的中国商人。事实上,当郭极观被扣查时,中国官员的奏折里从没提到他帮忙做翻译。沈教授的著作似乎是弄错了。《翻译的危险》有好几处地方就史料掌握而言似乎不完全准确。

您从2011年开始主编《翻译史研究》年刊,目前已有八辑。能谈谈您对翻译史研究方法的理解吗?

王宏志:我一直坚持一个想法:绝大部分的翻译研究都是翻译史研究,因为翻译研究的是翻译现象,既然已经成为现象,那就是过去的,业已存在的,因此就是历史的。就此而言,翻译(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只不过所关注的对象集中在翻译现象上。因此谈翻译研究方法,就是谈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学家常说史无定法,换言之就是要因应不同的题目或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有没有什么工序,不管研究什么题目都要做?我觉得还是有的。

《翻译史研究2018》,王宏志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263页,80.00元

第一当然是资料搜集。这里所说的资料是广义的,指所有与课题相关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档案馆的秘藏,应该包括前人研究这样的所谓二手资料,甚至没有什么范围,只要相关的都拿来看。除了细读学术著作,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自己一个习惯的做法,就是不带有很强目的性地搜索关键词,如“马戛尔尼”“斯当东”“李自标”“乾隆”“和珅”“松筠”“东印度公司”,浏览谷歌中的结果,随意挑出一些感兴趣的条目看,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多时候还能发现很好的线索,让我继续深挖。

不可否认,搜集资料很讲运气。这几年做马戛尔尼使团研究,我觉得自己运气真的很好,有点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在各种机缘巧合下,也多亏了好朋友们的帮忙,不少多年四方寻觅、苦无踪影的重要档案逐渐被找到。尤其是使团向清廷送交的中文文书,真的是在书稿即将付梓的最后的阶段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没有这些资料,有些问题就没法得到圆满回答:例如礼品清单的中译本,早就确定故宫档案里的那份是经过修改的,但其中哪部分是原来的,哪部分是入档时改动的,颇不容易把握,在初稿中我只能作推测。而在找到原来的译文后,两相对照,就不单能讨论翻译情况,更能看到清廷不满意的地方。

当然,学术研究不能单靠运气,而且,不一定非要找到什么秘密档案,才能写成一篇好论文,很多时候我们得接受一些资料确实找不到的现实。但我认为不能接受的是,一些资料就在手边,却不认真去看。比如2007出版的《中国近代通事》内有一章《马戛尔尼使华(1792-1793):中英早期交往中的语言障碍》,四十多页的讨论,几乎完全没有用上《汇编》的资料,只见到两三个奏折的标题。现在很多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论文,只满足于利用几种已经出版的回忆录,这显然是不够的。其实今天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英文资料,除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和意大利方面的档案外,其余几乎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认真寻找与细读。

另一个建议是做年表,这是历史研究很基本的做法。在做马戛尔尼使团这个题目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年表,各方每天的活动,每一份奏折、上谕,以至奏折和上谕中提及的事件和活动,当然还有使团成员的日志、回忆录、报告中记录的相关活动,全都一条条开列出来,有点像年谱长编。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可以出版这个年表,只是觉得资料性太重,很乏味,更像工具书,不知有没有人愿意读。做年表的好处是让你清楚地知道整个访华事件的来龙去脉、事态发展,还有周边人物、事件的作用和影响。不要以为只有政治方面的翻译史才需要这样做年表,其他各种翻译史,包括文学翻译史的题目也应该做,这样才容易对相关翻译活动形成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马戛尔尼日志

您认为您的写法有没有“碎片化”的问题?

王宏志:阅读材料,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是留意细节。西谚有云:魔鬼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为什么面对相同的资料,一些人能看出问题,一些人则无动于衷?往往就是因为没有留意细节。不单要在阅读资料时留意细节,思考问题以至下笔写文章时,也要留意细节。也许有人会认为写得太细,“碎片化”看来是带有贬意的批评,但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一些大方向、普遍性的论点,大概不少人都知道吧,如果再重复说一遍,那有什么意义?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历史事件里,清廷以天朝思想观照使团,英国人则希望以平等地位交往,大力争取在华更好的贸易条件。这是大家都知道和同意的判断,《龙与狮的对话》也以此作为基调。那在这个问题上还要再写什么?我们应该从细节上去充实和证明这个观点。通过分析百灵的来信,或是乔治三世的国书、乾隆的敕谕,考察其中的用词和表述方式,我们可以明晰双方是怎样尝试传达自己的立场的。此外,细节分析也让我们知悉了许多原本晦暗不明的状况:经过以翻译为媒介的文书往来后,清廷是否准确掌握了英人的信息,知道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要求?对于乾隆的拒绝,英人能理解背后的意义吗?在连续沟通之后,中英各自对对方态度有什么转变?最关键的是,在沟通的过程中,翻译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不注重细节,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较满意的答案的,我们只会在含糊的框架里止步不前。

当然,过分碎片化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关注碎片,又或是碎片有多小,而是这些碎片能否呈现一个较完整的图像。此外,所谓大小、细碎或完整,都是相对的。相对于使团访华事件,英王国书是碎片,但整个使团放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中英关系中,同样只是碎片。也就是说,重要的始终是,所谓碎片是否有助于我们解答重要的学术问题,是否属于这个问题的一部分,通过碎片的凑合,我们能否看清整个学术地貌。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小见大,见树见林的意思。坦白说——虽然这么说会开罪不少人——我们见过太多空泛,乃至空洞之论了,重视细节、分析细节,可以补救这弊病。

最后我还是想回到《龙与狮的对话》的主题。无论是英国还是清廷,对于这次的外交对手几乎都一无所知,这也体现在双方都只能从来自对方国家或地区的人里选用译员。最终,英王国书被北京的天主教士从清廷角度重译后存入清宫档案,乾隆的敕谕也经口气软化处理后转译回英文。中英对彼此的误认,以及对国际形势的不同判断,如何左右了双方的沟通?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或者说翻译的失败,是因还是果?

乾隆颁送乔治三世第一道敕谕,1793年10月7日。现藏英国皇家档案馆。


乾隆颁送乔治三世第二道敕谕,驳斥使团所提的全部要求,1793年10月7日。现藏英国皇家档案馆。

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团这个课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可以借此观察当时中英两国政治文化的差异:不单见到天朝思想如何运作,也见到英国人的扩张心态。虽然整体而言,英国人当时还不算过分积极进取,时常警惕着不要激怒中国,但也难掩他们的高傲和自豪。与此同时,看着清廷上下商议怎样对付这些“英夷”,也挺有趣的。

某种程度上说,中英双方都同样重视翻译的角色。英国人不用说,他们一开始便四处寻找译员,且对译员的资格有过多番讨论,只是客观现实让他们最终找到的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人选。表面上看,英国在这方面似处于较有利位置,因为他们毕竟挑选译员的范围大一些,最终李自标也的确对使团非常忠心(除了一次例外: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士,他在马戛尔尼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以使团名义向和珅提出请求,希望清廷善待中国的天主教徒),每一个成员都对他赞赏有加。但他们其实也冒着很大的风险:怎样确保翻译准确,对英国有利?结果,乔治三世国书的翻译是成功的,但礼品清单的翻译是失败的,对此他们根本无从知晓。另一方面,清政府用欧洲传教士处理外交翻译,同样隐含着很大的危机,因为这些传教士更关注自己国家的利益,不会尽忠于清廷。但这似乎又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的关键是朝廷懂得利用不同国籍的天主教士相互制衡,甚至相互监控。法国传教士贺清泰便对斯当东说过,他们的翻译会由别的传教士来核证。这方面清廷比英国人做得更谨慎。此外,朝廷派对英国人最不友善的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任通事带领,也可能是监控手段的一部分,这点马戛尔尼在日志上明确说过。

使团翻译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应为柯宗孝手抄。现藏英国皇家档案馆。

乾隆从使团准备的英王国书中译本中读到了英国派遣使团的真正动机:英国要呈现一个纵横四海的世界强国形象,要求在北京派驻官员,管理商务,保护英国人免受欺负。他最难接受的,是国书中传递出的与他所相信的天朝思想大相径庭的信息:英国要与清廷以平等地位交往,两国建立友谊,开展商贸活动对双方均有裨益。于是,清廷便让传教士重译国书,对一些关键内容作重大改写。中英两国地位平等的思想消失了,使团过来是要“进表献贡”“向化输诚”,祈求大皇帝赐恩,让他们从贸易中得一些好处,英国人希望能在京派驻人员,也是为了更好管束自己的国人。顺理成章地,马戛尔尼从“钦差”变成“贡使”,斯当东从“二等钦差”变成“副贡使”,他们带来的是“表文”和“贡品”,英国国王与乾隆以兄弟相称的说法也不见了。最终,重译的国书也好,改写的礼品清单也好,清政府让入档保留下来的文本对自己最有利,这可以看出他们明白翻译的重要性,尽管他们无意追求“忠实”的翻译。遗憾的是,清政府从来不认真培训自己的西方语言人才,建立自己的译员队伍,在此后越来越多的外交活动中,依然没有自己可以信任的译员,这才是真正吃亏的地方,也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乾隆送与使团带回的礼品清单,密密麻麻的写满一轴,体现清廷“薄来厚往”的做法。现藏英国皇家档案馆。其实,英国人送过去的礼品也价值不菲。

回到你在题目中提到“翻译的失败”的说法,其实,是否真的有翻译的失败这个命题?或许更合适的表述是,一些翻译与原文存有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是故意造成的,也可能是无心的,但营造出来的效果便很不一样,也构成了翻译在事件中的功能和角色。有意思的是,不一定“准确”的翻译就会带来好的效果,有时候可能刚好相反。例如:为什么马戛尔尼要把乾隆的敕谕软化?难道他不知道乾隆的意思?当然不是,他就是要通过一个不忠实或不准确的翻译向英国政府和人民营造出使团成功的效果。而且,如果当时就把乾隆的意思准确翻译出来,对两国关系发展有好处吗?这又岂是对或错的概念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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